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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巷仔口社会学》:打开社会学之眼,看见彩色人生

《巷仔口社会学》:打开社会学之眼,看见彩色人生

社会系的学生或老师,经常被亲朋好友问到,你在大学/研究所读(教)什幺?
「社会系。」
「是社会工作喔?很好找工作哦~」
「不是社会工作,是研究社会的。」
「是喔,很好啊,现在社会很乱,需要好好研究一下。」

要不然就是:
「社会学有什幺好学的,我社会大学都念好几十年了!」

或者318学运后:
「你们老师都在教导你们如何搞社会运动吧!」
接着一片静默。

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学的认识,远低于对于心理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的认识,虽然一般大众可能也不一定真的知道这些学科在搞啥,但至少会猜是在「处理个人心理困扰」、「用来赚大钱」或者「搞政治的」。但是社会学呢?只能跟「社会工作」、「搞社会关係」或者「搞社会运动」这无三小路用的搞在一起吗?。

其实,社会学是开大门、走大路的!

相较于一般大众或者高中生,近年来的大学在校生,似乎越来越被这门莫名的学科所吸引。台大社会系大一才招收50名学生,可是必修课经常涌入上百名同学挤爆教室。国内的许多社会学教授,大学时期都不是念社会系,中山大学社会系的老师,更有一半以上在大学时期是主修其他学门,博士期间才转而攻读社会学。为何社会学会吸引这幺多英雄豪女投入?

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。每次若出现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,几乎都看得到社会学者的身影。早年野百合时代,中研院社会所的瞿海源教授就跟着学生在自由广场静坐抗议。2008年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时,站在第一线抗议的社会学老师李明璁事后遭到起诉。2014年318学运时,台大社会系的众多老师在街头进行公民审议的教育,台北大学社会系也有一群老师,默默调查参与者的基本背景资料,至于南方的中山大学社会系师生,更是公开罢课支持学运。也难怪社会大众会这样问:社会系到底在「冲」三小啊?是不是「暴民」出身的?

张晋芬老师写了〈平平都是人,女人就是赚得少〉之后,有高达135则的留言回应,对于为何一样的学历、一样的工作内容,女生就是赚得少?两个典型反对意见是:

「男女染色体有差异,天生对左右脑的发展也有差异,这是先天就不同的」;「女生有生理假的需求,所以妳的生产力硬是比男性朋友少了一天呀!让我告诉妳怎样跟男性并驾齐驱吧!去做卵巢摘除,让自己没有月经的困扰。」

我写的〈鲁蛇人生〉里,有一段讨论到台中科博馆禁止穿拖鞋、汗衫入馆是一种阶级的歧视。有人反驳:

「中国人和狗不可以进入,的确是强烈的歧视,但穿拖鞋汗衫不可以进入科博馆,那是礼仪。礼仪中皮鞋本来就是比拖鞋隆重的东西,便鞋介于这之间。」「这穿着除了不雅观,也会有异味等问题,而且万一被踩后跟,穿拖鞋也比鞋子易绊倒。基本上我很赞同科博馆的标示,而且拖鞋型的凉鞋也要禁止才对。」

从这些读者的回应可以看到,不具社会学思维方式的人,通常会以「个人主义」的思考方式来解读世界(要不然你自己去变成男人啊!),并且比较容易肯定既存的社会规範(穿拖鞋就是不雅观!)。社会学跟其他学科很重要的思考差异在于,当我们看到了个人问题,也必须同时看到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。个人的问题通常是社会环境问题造成的。

在过去,台湾的外交人员特考都会限定女性名额,理由是她们考上之后,经常不愿意配合政府政策外放。这种说法正是把问题归因到女性个人的不配合。但社会学会继续追问:这是因为女性「天生」就比较不愿抛头露面(个人式的归因)?还是她无法「抛家弃子」(家庭因素)?如果她真的出国工作,会有什幺后果?永远单身?跟丈夫离婚?有可能丈夫放弃工作,跟着她出国当外交老爷吗?

从这个例子来看,考上外交特考的女性不愿意出国工作,真的只是个人意愿问题而已吗?还是牵涉到她所处的家庭、社会、文化种种因素?若以家庭因素来考量,倘若全家一起出国,丈夫的工作怎幺办?小孩子的教育怎幺办?丈夫愿意陪着妻子参加外交宴会吗?人家会不会认为这个丈夫很没用?显然,问题很複杂,牵涉到台湾家庭仍以父系为主的组织形态,整个社会对于男女工作的期待仍然不同,所以女性不愿意外放出国。这不是简单一句「女生就是不愿意配合」就可以简单打发的。通常会说出这种简单答案的人,也会造就出性别歧视的政策。

显然,社会学不会满足于单一的答案,而是去分析个人处境背后複杂的环境结构因素,并且对于常识性的说法提出质疑。

又例如太阳花学运时,占领行政院的群众跟学生究竟是否为执政者口中的「暴民」?社会学者会说:是不是「暴民」,要看你是处在哪个社会环境、哪个时代而定。大家都知道,「民主」的英文是「democracy」,字首「demo」跟抗议示威的「demonstration」或人口学的「demography」都是相同字根,意思是「一群人」。十九世纪初,英国工人阶级要求平等投票权且到处示威抗议时,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便是以「暴民」汙名化这些工人,所以「democracy」根本就是一群暴民想要建立的政体(demo-cracy),目的在于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。这种说词跟现在台湾执政者所说的「依法行政」「法律不容挑战」是否如出一辙?但是当英国工人抗争成功之后,democracy这个负面词彙,却成了正面意义的「民主政治」,所以「暴民」的定义,要看是在什幺样的社会环境下、出自哪些人的口。

这个就是以社会学之眼观察世界的方式。如同一位同学所说:「开了社会学之眼,再也回不去了!」

既然社会学经常质疑既有的社会规範和秩序,社会学者是否就很少认同主流价值?与其说社会学的思考是故意破坏既有价值,不如说是迫使我们去反思习以为常的想法、行为,并以同情的态度去理解活生生的人所面对的困境。

我的外祖父很早就过世,留下寡母跟三个女儿,住在贫瘠的台南盐分地带。为了传宗接代,外祖母领养了我舅舅来继承子嗣,也为了给男生念书,我母亲与阿姨都没上学,是文盲,阿姨甚至还送人当童养媳。

记得我在国中时,收到朋友从乡下寄来的新年卡片。朋友祝福我快乐,永不「破病」!读完卡片我一直狂笑,还把这个笑话讲给母亲听。她显然无法理解我在笑什幺,但是为了附和我,她文不对题地回答:「对啊,哪有人在卡片里面讲破病的!」

大约30年前,阿姨来我家住一阵子,某日早上我看到她拿着报纸看了很久,最后我忍不住跟她说:「阿姨啊,妳报纸拿颠倒了啦!」她听到后一直傻笑,说:「你嘛知道我没有读过册啊!看起来都一样啊!」她接着又笑着说:「阿姨不认识字,卡没水準,国语也听无。」

过了好几年后去德国留学,才真正体会到失语人的痛苦。我母亲在当下的场合,试着要「过关」,掩饰她不懂华语的难堪。我阿姨则内化了殖民者所强加的价值,外在的嘲弄耻辱竟转化认定为自身的缺陷。

我们看到社会结构的不公是如何作用在她们两人身上。在男女不平等的父权社会下,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低于男性;在强迫台湾民众只能学习华语且不遗余力打压本土语言的政策下,接受华语教育的新一代开始嘲笑不懂华语的上一代,却没看到语言政策造成的社会不平等。这些外在于个人之外的力量,虽然远在天边,但是却深深影响了每一个在整个结构底下的每个人,只是身处其中的人,往往看不出个人的困境,经常是这些结构造成的。

从主流的价值来看,没受过教育的人,常被贴标籤是「人口素质差」,将来养育出来的子女一定是社会的负担(一如我们对于东南亚籍女性配偶的描述)。但如果从她们所处的特定环境时空来看,我们就能同情地理解,为何某些人无法脱离困境(例如无法听懂电视的华语新闻)。这样同情性地理解能为我们注入强大动能,希望以实际行动来改变制度、歧视,而非只是讪笑这群人是鲁蛇,一昧指责这些人不努力、不会自行挣脱环境。

最后,我要感谢所有巷仔口社会学的作者。读者可以看到,贡献给该部落格的众多台湾社会学者,并不是基于自身利益来书写这些短文,而是追寻更加公平正义的台湾社会,贡献自己专长给哺育我们成长的台湾社会。他们没有收到半毛钱的稿费,甚至本书出版后的版税,也都捐给台湾社会学会,让学会可以获得额外的财务支援,服务更多社群人口。我要致上十二万分的感谢,没有大家的无私奉献,这本科普社会学小书,是无法成形的。透过此书的印行,我们看到,台湾社会不是只有财团政客治国而已,还有一群热血奔腾的傻子正冲出好几条小路来用!

本文为《巷仔口社会学》的序文。

Photo From Flickr CC by Agnes